“孝”，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。孝的本义是“尊祖”与“敬神”。

      “事亲”与“敬老”则是“孝”本义之延伸。及至西周，“孝”的内涵包括崇拜、敬仰祖宗与奉养、服从父母的双重含义，中国古代“孝道”观念初步形成。
　　“孝”，是一种天道，或谓“天伦”。“孝”的实质是“尊祖”，是后人继承前人，体现出人类在生生不息的繁衍中源与流、本与末的血缘关系。考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，孝的发源，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的初期。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，原始氏族成员在同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，仅仅依靠单个或少数氏族成员，往往难以获得成功，需要众多氏族成员的合作与团结。为了维系这种合作与团结，氏族成员便从血缘亲情出发，打着尊祖的旗号，增强彼此间的认同感与归属感。同时，氏族成员为了本氏族的繁衍生息，祈求祖宗神灵的保佑。尤其是氏族首领出于本氏族生存之需要，往往要借助祖先的权威与力量，在栖息之所供奉祖宗神灵，举行祭祖仪式，并将祖宗神秘化，借助祖宗之神灵，维系氏族内部之团结。于是，以“尊祖、敬神”为内涵，孝的观念开始萌发，这便是“孝”的起源。
　　到了父系氏族时期，随着氏族成员对血统关系的认识，男性家长(由母系氏族发展成为父系氏族)地位的渐渐确立，作为本氏族代表者与保护者的男性家长(氏族首领)，不仅在生前受到本氏族成员的敬重，而且在死后仍然受到崇拜与祭祀。我国龙山文化、齐家文化等遗址中发现的男性生殖象征的陶祖和石祖，显然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形式。通过对祖先的崇拜与祭祀，氏族社会已经出现了传统孝道的尊敬、爱戴、崇拜本族长者、老者的思想感情。所以，《礼记·坊记》中说：“修宗庙，敬祀事，使民追孝也。”原始氏族社会中产生并渐渐盛行的祖宗崇拜、生殖崇拜的观念与仪式，便是原始“孝”义的真实写照。到了氏族社会后期，随着个体家庭经济的出现，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产生了。子女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与行为逐渐为社会所认可。与此同时，子女赡养父母的社会义务与观念也随之确立。除了“尊祖”与“敬神”之外，由“孝”的本义延伸出来的“事亲”与“敬老”等观念也逐渐为社会所共识。今天，我们从古代典籍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等记述中，可以觅见整个氏族社会发展进程中，“孝”的观念萌发与源起的原始踪迹。

　     仍然，在中华孝德的起源与形成进程中，尧舜时期是孝道形成的重要阶段。在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以及《大禹谟》等古籍中，“孝”是作为重要的社会道德被推崇的。而尧帝与舜帝又是“孝”的倡导者与践行者。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尧帝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。黎明于变时蕴”。尧帝不仅自身“允恭克让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”，而且以“孝”举贤。当尧得知舜为瞽子，其“父顽，母嚣，象傲，克谐，以孝丞丞，又不格奸”，是位大孝子，遂使舜“三十被举，五十代尧摄政，六十一岁继位”。而舜登帝位后，深谙“家和万事兴”之真谛。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“百姓不亲，五品不驯”的社会现象，舜命契为司徒，“敬敷五教”。任命“八元”布行“五品”。“五品”即“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”五种家庭道德。而“五教”则是上述家庭“五品”中父母、兄弟、子女之间伦理关系的宣传教化。舜亲自倡导“五品”与“五教”，通过礼乐教化万民，使“孝德”逐步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，被后世誉为中华文明史上的“明德始祖”。
　　到了殷商时代，随着孝的观念的进一步形成，作为文字的“孝”也应运而生。在出土的殷商时代甲骨文和金文中，都发现了“孝”字。这是古代孝道思想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。青铜器上“孝”的象形图形及“孝”字字形，寓意十分明显，已有“事亲”与“敬老”意涵。西周时期，“孝”字使用已极为普遍，“孝”的内涵也进一步扩大。无论是在西周的典籍中，还是西周的青铜器铭文，“孝”字与“孝”的观念已经十分流行。而且，“孝”的含义有了进一步延伸，明显具有两重意义：第一，是对死去先祖的孝，通常称为“死孝”。它往往用“追孝”、“享孝”来表达。人们普遍认为，只有“追孝于前人”(《尚书·父侯之命》)，“继先祖之志”，才能“昭兹来许，绳其祖武，于万斯年，受天之佑”(《诗经·大雅·下武》)。其核心就是祖宗崇拜的宗教观念，这种融道德与宗教于一体的孝道，有利于当时社会宗法家族的团结与稳定，从而促使家族血缘关系的牢固化、神圣化。第二，是对在世父母的奉养、尊敬与服从等。《尚书·酒诰》中说“肇牵车牛，远服贾，用孝养厥父母”，就是说儿子为了奉养父母而到远地去经商，以体现儿子的孝道。《诗经·郑风·将仲子》说“仲可怀也，父母之言，亦可畏也”，把对父母的尊敬与服从视为重要的孝道。由此可见，西周时期的孝道已经包涵以崇拜、敬仰祖宗和奉养、服从父母的双重含义，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孝道之基础，初步形成了中华孝德比较完整的思想观念。